说的地方太多了。

　　一开始，中国考古学就是发端于宋代的金石学，直到19世纪后期，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才开始进入中国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都把将瑞典学者安特生1921年，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作为中国考学的开端，所以，中国考古学满打满算也就100年。

　　1922年10月22日，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阿道夫·古斯塔夫来华，北大考古学会举行欢迎会。中外考古学者济济一堂，公布了考古发掘的新成果，宣读了考古学论文。

　　这场欢迎会瑞典人安特生也在现场，当场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。

　　此时，安特生已经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。

　　当时，梁启超就是中国考古学会会长，还做了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”的演讲。

　　演讲的内容就不说了。

　　主要是述考古学跟金石学的关系以及其他，不重要。

　　重要的是，当时梁任公就被这帮老外刺激的不行。

　　要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口号可是梁任公提出来的，有着，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，从事考古工作都是一些所谓的外国汉学家，为首的就是瑞典人安特生、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、曰本人鸟居龙藏等等。

　　他们以各种名义来华，并将考古所得的实物与资料非法运送归国。

　　梁任公非常的愤概与不满，一直希望国内有专门学者来做考古工作。

　　奈何，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考古学家，于是，梁任公也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梁思永学习这个冷僻的专业，以图振兴中国的考古事业。

　　梁任公对自家儿子梁思永的期待就是，“为中国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。”

　　对于这一点来说，梁思永确实做到了。

　　1924年，他从清华毕业之后就考入了哈佛，主攻考古学和人类学。

　　当年，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，加入史语所，经历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，梁思永就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。

　　他是第一个把西方考古的类型学带入国内的田野发掘之中的考古人。

　　民国初期，国内考古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　　而，直到1926年，李济主持山西X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，他成为第一位独立主持发掘遗址的中国学者。

　　也正是因为此次的考古发掘，让李济被后人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。

　　然而，主持考古发掘，尤其是田野考古，李济很多时候也是力不从心，没法子，他学的是人类学，对于考古学，他是半路出家，并没有受过正统的现代考古学训练，所以梁思永硕士毕业论文刚完成，就赶紧让他归国帮忙。

　　这也是为什么，梁思永参与两次殷墟发掘，就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的原因。

　　后来李济调去筹备中央历史博物馆之后，年纪轻轻的梁思永，就已经成为史语所三组考古组的实际负责人。

　　然而，梁思永在殷墟的田野发掘工作，取得不少的成果，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日后，他就是因为在殷墟发掘，身体落下的病根的。

　　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殷墟的发掘工作也陷入了停滞。

　　在李庄的时候，梁思永病发，差点就身亡。

　　是傅斯年电告国府高层，甚至，直接找到了常凯申校长，才特批经费治病救命。

　　然而，他也因为这次大病，身体不再适合主持田野发掘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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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实际上，梁思永之所以让人惋惜，更多是因为他短暂且灿烂的一生，让人动容让人尊敬。

　　他虽然不像吕彦直那样英年早逝，但是他的命运却更加的坎坷。

　　空有一身学问，却因为身体的拖累，最终累死在他一生所热爱的考古事业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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