类葬俗的一些启发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7期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宋兆麟：《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－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4期；《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—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8期。

　　甚至还有一些汪宁生的相关论文。

　　在五六十年代，相关的民族考古论文并不算多。

　　可以看的，也很少。

　　一个下午的时间，苏亦就能把这些东西给翻完。

　　前世，苏亦曾经看过李仰松先生参与编写的《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》，也看过他自己编写的《20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》。

　　这些书是了解云南佤族最为重要的资料。

　　甚至，翻看这些论文以后，苏亦也去借阅林耀华先生的相关著作。

　　虽然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，但苏亦也没有萌生要写相关论文的想法。

　　已故的台湾史学家就曾经对在学术研究上，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他说：在学术上，通与专是看个人的。有人愿意是专家，他不想“通”，对“通”没有那种意识。有人故意学“通”，那种是很虚的通，许多抽象的废话，听起来冠冕堂皇。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，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。我想真正求通，是在专中求通，通中求专，两者分不开。没有具体研究，通什么呢？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。这专不是就事论事，要看看前面，看看后面，看看左右，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，那就是专中有通，通中有专，不能空谈专与通。

　　对待这个问题，宿先生也曾经提过自己的要求。

　　就是让宿白他们几个弟子发文章的时候，要慎重。

　　入学的第一个周，在宿先生家里做客，宿先生就曾经说，“以后你们发文章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你们是我宿季庚的弟子。”

　　这话，在苏亦看来，完全就是针对自己的。

　　因为他在粤博实习的时候，就撸出两篇文章了。

　　石峡稻作遗址的论文被文物收录，而关于遗址博物馆的论文则被考古收录。

　　这两篇文章都被国内考古行业内两大期刊收录，按理说应该觉得高兴才对，然而，宿先生偏偏就不高兴。

　　或许他在私底下偷偷高兴了却没有说。

　　反正，宿先生是不鼓励这种现象的。

　　是苏亦发的文章内容不好吗？

　　并非如此。

　　然而，苏亦的这篇文章研究方向却偏了，跟佛教考古啥关系都没有，偏到十万八千里，普通的本科生发没有问题，或者其他导师名下的研究生发也没有问题。然而，苏亦他们发问题就挺大。

　　属于不务正业。

　　从这点来说，宿先生是极其爱护自己的羽毛的。

　　所以，苏亦涉略极广，啥都好奇，啥都想学，但除了实习那段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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