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可即便如此，当杨少君嬉皮笑脸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干净的没有恨，只有茫然——茫然为什么自己不恨他，茫然为什么自己不讨厌他的拥抱他的吻。

　　当他看到杨少君在盥洗室里抽烟，当他被杨少君压在门上强吻，他的心里感到无力和愤怒。杨少君厚颜无耻他并不真的生气，杨少君死缠烂打他也并不真的厌恶，可他打心眼里讨厌极了杨少君的出尔反尔，这种被激起的愤怒连锁地串起了很多零碎的记忆，让他想起那首令人毛骨悚然的《blessarethesick》，让他想起有多少次他的期望在杨少君的漫不经心中生生落空。这个人，连自己的身体也不在乎，连烟都戒不掉，他又凭什么要陪着他踏入那个周而复始的轮回？所以当杨少君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他问他要打火机，并没有别的，只是想看看他是否还依赖着尼古丁无法自控。

　　这两年里他也并不是没有试过给苏小囝找一个新的监护人，可是就像他生命的前三十年一样，没有什么人能在他心里掀起波澜，人们在他眼里只有“合适”与“不合适”，只有“应该”和“不应该”，仿佛全世界只有那一个喜欢歪着嘴笑的、令人讨厌的、简直一无是处的家伙能唤醒他身体里沉睡的荷尔蒙，能打破他所有“应该”“合适”的围墙，在即使明知“不应该”“不合适”的情况下还是忍不住妥协。

　　苏黔不是个信命的人，可是有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那个家伙像是他的克星一般。

　　老孟走进病房的时候，只见苏黔靠在床头，右手攥着一张纸，左手覆着自己的双眼，身体微不可见地颤抖着。老孟往隔帘的另一端看了一眼，杨少君不在床上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他走向苏黔，只听苏黔带着微微的鼻音说：“孟叔，给我拿只笔过来。”

　　老孟丈二摸不着头脑，放下东西转身出去了，不一会儿果然弄回一支钢笔。

　　半小时后，杨少君回到病房，老孟已经离开了，苏黔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大约是睡着了。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发现他枕边自己留的信已经不见了，应当已经被看过了。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回自己的床位，猛然发现枕头底下隐隐露出纸张的一角，眼睛一亮，赶紧将纸抽出来。

　　这张纸正是他写给苏黔的情书，在他的笔迹下有一行新加的字，是苏黔的笔记。

　　“以上乃在野党的诉求，不可当真。成为执政党后，早前在野时说过的话就全都是国家机密了。”

　　杨少君盯着那句话，半天合不上嘴。他哭笑不得地把纸在桌上展平，找出笔还想写点什么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将纸张小心地叠好收了起来——有些话，写在纸上条理更清晰，更肉麻的话也能说得出口。可是有些话，还是当面说比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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