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情是不外国界的。

　　一九九五年秋季号主题“自然之美与情”，是受刘克襄散文集《小藤鼠的看法》触动，以如诗的散文书写自然界的生灵。是一个纯净心灵对大自然、对生命的看法：同时又受到陈煌《鸽子托里》的启发，开展自然知识的视野。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我的珍藏。天生万物，生存奥秘之美，在三、四十岁这样年轻作者的笔下，充满了诗意的关怀，不仅出于热切的保育观念，更是目睹所谓文明对生态破坏的无奈。这样的写法，也许只有现代台湾才有。台湾地少人多，文学对土地之爱常充满了感谢与珍惜，而这种温柔的、悠闲的心情，只有安居岁月才有。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山岳、海洋、生态保育的作品是现代台湾文学的特色。这本季刊发行近四十年了。对台湾的文学可说是一座忠诚坚固的桥。未来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人，当会与我们在这桥上相逢。

　　即使没有“我们台湾”的使命感，翻译本身实在已是个相当迷人的工作。但是，必须当你已能达到两种语言的很高领悟层面，可以优游于两种文化的情境。进出自如，才能做文学翻译，字典反而只是一种辅助，一种验证而已。我和这个团队快乐相聚、工作，谈文学内行话，有时默契于心，进而关心彼此。虽然“耽误”了我的创作岁月，却也是愉悦充实的。对于年轻的译者，应该是更有意义的。

　　我为笔会季刊奋斗了九年，加上前面兰熙的二十年，后继者八年，已经英译短篇四百多篇，散文三百多篇，诗近八百首，艺术家及作品介绍一百三十多位，几乎很少遗漏这三十七年台湾有代表性的作者。国际笔会总会每年两期刊物。几乎每期都有台湾作品的转载，有时封面也用我们的图片，如一九九三年秋季号“野塘残荷”。我不知会不会有一天，有人写国际文化交流史，写到“我们台湾”曾这样坚定地随着季节的更换，以精致素朴的面貌，从未中断地出现，而赞叹我们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。

　　在那许多年中，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长篇的英译，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。所以一九九0年。文建会主任委员郭为藩先生邀集“中书外译计划”咨询委员会时，我欣然赴会，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提出建议，大家开出待译的书单、可聘的译者和审查者。开会十多次，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，认真倾听，讨论进行的方式，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。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，接下去五年内换了三位主任委员，每一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，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，先把前任的会议记录研究一番，批评两句，修改一番，敷衍些“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”的小官僚话，然后散会。这样的会开到第三次，我问那位主持小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:“为什么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的事项?”他说:“换了主委，游戏规则也得变。”我说:“我很忙。不与人玩什么游戏。”站起来先走了。从此不再“拨冗”去开那种会，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。

　　从笔会季刊创刊起，我便是长年效力的顾问，但是自己太忙，从未过问它的实际业务。一担挑了近十年!那十年的得失怎么说呢?我一直在等待，观察恳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，但是那是一个没有经费、没有编制、没有薪水、没有宣传，也没有掌声的奇怪工作。比我晚一代的好手，稍作考虑即感到这样的献身，甚至不知为谁而战，都说太忙而拒绝接手。事实上，我早该明白，撑着这本刊物是件超级寂寞的苦工，真正的作家都是“单枪独行侠”。笔会原是以文会友的组织，但是兰熙退休后，她所建立的国际友情，如英、法等笔会原创人已渐渐凋零。

　　一年复一年，我对笔会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浅水一步步涉入深水，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脱。不舍之心是有的，但是岁月不饶人，解脱就是解脱。我曾经背着轭头往前走，所完成的当然是一种唐吉柯德的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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